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奚啸伯往事——空一缕余香在此
2006/8/18 13:43:32   
 

《打渔杀家》

奚啸伯 饰 萧恩,侯玉兰 饰 萧桂英

    为写“奚啸伯往事”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,我意外地发现: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,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。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,得到的回答是——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,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。我又去问他的弟子、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,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——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。这岂不怪了?
    不过,他还与我的父(章伯钧)母(李健生)有过一面之缘。

    “留学生”

    奚啸伯是以书香子弟而从事京剧的,后进入四大须生(马连良、谭富英、杨宝森、奚啸伯)之列,艺术上可与马、谭一争短长。
    他是满族正白旗人,出身清廷官宦世家,祖父曾入阁。辛亥革命后,家道中落,到了父亲这一代已靠卖房产度日了。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,7岁入私塾,9岁入崇实小学。在6岁的时候看过一次堂会戏,从那一刻起,他爱上了京剧。哪家有堂会,他就想办法去看。为什么爱京剧,当时就说不上来。即使到了成名以后,他还是说不明白。
    从8岁起,奚啸伯就跟着留声机唱片学。那年月,北京又管留声机叫话匣子。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破留声机和一些唱片。其中有谭鑫培的《卖马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。天天跟着唱片学,没多久,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会了,而且是各派的东西都有。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,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为“留学生”。
    11岁的时候,他一再向父亲请求容许他入科班学戏。不久,父亲去世,唱戏的事情被搁置。后恳请于母,母亲亦不允。赶到12岁那年,他在亲戚家的聚会中清唱了《斩黄袍》里的一段,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赏识。此后,他每日到言家学艺,这样,独树一帜、独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为他的开蒙老师。
    14岁时,因为嗓子倒仓,便又去念书,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。他喜欢国文课,每一篇课文,不管老师要求与否,他都背诵下来。他也喜欢历史课,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。他还喜欢英文,读得很不错呢!当时就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了。数理化是奚啸伯最不爱上的课了,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,他就在下面念叨:“我主爷攻打葭萌关……”
    16岁那年,他的嗓子又回来了,便放弃学业,正式从艺。他一度在张学良海陆空行营总务处当一名上士录事,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,也练就一笔好小楷。到了晚上,便去票房与友人切磋京剧,偶尔也粉墨登场。20岁那年,以票友下海。正式唱的第一出戏是《捉放曹》,在堂会上唱的。
    以后的几年,是最辛苦的日子。他家住北京安定门二条,每日清晨,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,边走边喊。冬天,赶上下大雪,就带上一把条帚。出了城就边扫边走,边走边喊,一直走出13个城门垛子。然后,再扫着雪往回走。如此,5年如一日。
    后来,奚啸伯红了,挂了头牌。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:“奚啸伯能不红吗?安定门外往东第13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,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。”由此说明,他用功极苦。
    他曾经跟一位姓吕的先生学戏。因家道窘困,只好徒步往返。来回30里,一天一趟。去时15里熟(戏)词,归时15里熟(戏)腔,从未间断。因为没钱在外面饭铺吃饭,到了午饭时间,他只得从吕家出来,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啃凉窝头。
    后来,他还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为师,学了几十出戏。李洪春后来感慨地说:“奚啸伯不像别的学生,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。他爱刨根问底,问这个人物的出身、经历、脾气,什么他都想知道。即使成了名,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。他成为奚派,可不是靠领导,靠关系,完全凭自己的本事。”
    在艺术上奚啸伯常想着自己的短处,曾对朋友说:“我是票友出身,基本功差,个子矮,扮相穷(即苦相),这样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标。”是的,他能成为“四大须生”之一,着实来之不易:一没有马连良的天赋,二没有谭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,也不像杨宝森既是梨园子弟、又有哥哥杨宝忠的胡琴保驾。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“城墙的砖头喊凹进去”的劲头和苦心。

    给梅兰芳挂二牌

    那时“四大名旦”最红,不管什么演员,只要搭上了他们的戏班,尤其是搭上梅兰芳的戏班,就如登龙门了。机会终于在他26岁那年,来了。
    梅兰芳最爱他的儿子小九(梅葆玖)。有一次,葆玖染上了伤寒重症,高烧不退。请来的名医都束手无策。病情危急之际,与梅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冯耿光(中国银行总裁),举荐天津的中医郭眉臣去试诊,以冀万一。不料想这位郭大夫的两服汤药下去,孩子居然退烧,就此挽回一条小命。事后,梅氏对郭眉臣之于其子“恩同再造”,万分感激。郭大夫的亲外甥就是已经下海唱戏的奚啸伯。郭老先生趁此机会向梅老板举荐,而梅剧团其时正缺当家老生。拿当时的奚啸伯比以前几个合作的老生,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。这事,在梅只是答谢之意;在奚则是从此得“傍”一代名优,身价陡增。梅氏用奚搭配时间颇长,直到他“留须谢客”。
    奚啸伯给梅兰芳挂二牌,用功又用心。凡是在梅兰芳需要表演的地方,必充分提供空间。在生、旦唱对口时,奚啸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,使梅兰芳在接唱的时候,十分合适。所以,梅兰芳对他一直都十分满意,愿意与他合演。应该说,演员挂二牌也是很难的,难就难在必须揣度和满足头牌的需要,惟如此,方能合作长久。

    儒伶

    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为“儒伶”,一些朋友还误传他是大学毕业生。虽说奚啸伯读到中学便辍学,可他一生从未放松过学习。常年演出在外,总把厚厚的一部《辞源》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带在身边。书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乐事。
    他爱交朋友。每到一处,都要结识一些新朋友,而且还从梨园行扩展到文化界、学术界,和许多教授、学者、画家、医生往来。他认为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。为了演好《屈原》,他向文怀沙先生请教。演《宋江》,他和历史学家张守常一起聊《水浒》。排演《范进中举》,他不知把一本《儒林外史》翻阅了多少遍,而且倾听精通京剧的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的高见。唱《空城计》,奚啸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浓的书卷气。为了使墙头抚琴的动作更真实,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。
    他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。早年临过《灵飞经》,又练习赵体。奚啸伯和朋友通信,也多用毛笔书写。人们都说读奚啸伯的信是享受。字迹端庄,文辞典雅。晚年,又学郑板桥的书法,而他的表演艺术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,精纤雅洁。特别是他的演唱风格醇厚而柔婉,有如洞箫之美。这与他的人生际遇相关,也与他的文化修养相通。
    有一年,奚啸伯到上海,见到一位金石家为俞振飞治了一方“江南俞五”的图章。篆法与刀刻都是上乘。他看了啧啧称赞,认为不仅刻得好,更有趣的是“江南俞五”的立意。俞振飞笑着说:“这有什么,你不是也可以来个‘燕北奚四’吗?”
    燕北奚四,江南俞五———真是天然一联,名伶印“对”,雅人雅事了。

    戒毒

    和许多名伶一样,他也有吸毒的嗜好。每夜散戏,吃罢夜宵,便开始吸鸦片,一抽就是一整夜。次日清晨6点,孩子去上学,他才宽衣睡觉。为了这“一口”,奚啸伯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物件卖掉,或送进当铺。儿子奚延宏说:“他离开大烟,就跟死人一样。”到了1947年前后,奚啸伯已处于手背向下,求借于人的穷途。那时,叶盛兰、李少春等人不断给予周济。雪中送炭之情,令他终生难忘。
    1951—1952年,政府大力宣传戒毒。奚啸伯住在石家庄,行署专员张东屏登门拜访,动员他戒毒。
    奚啸伯说:“我不戒,我走,我不唱了。”
    张东屏说:“不唱可以,走也可以,但大烟不戒不行。禁烟戒毒是政府的法令。”
    经多次谈话,奚啸伯同意戒毒。当然,也是不得不戒。张东屏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配药戒毒。谁知他是不抽不能睡,一夜折腾至天明,痛苦异常。不能抽大烟,就抽纸烟。一天晚上,他服完安眠药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烟,抽着抽着就睡着了。深夜,儿子被烟呛醒,才知道是父亲的被褥给烟头点燃了。连忙把他叫醒,又是泼水,又是脚踩,才算把火扑灭。
    3个月后,奚啸伯戒了毒。大家又担心他是否还能开口唱戏,于是,去北京请回他的琴师魏铭先生。一听,不单能唱,且底气也比过去好。
    奚啸伯眉开眼笑,说:“戒烟,救了我的灵魂。”

    人缘

    上个世纪50年代,奚啸伯挑班的“啸声京剧团”排演了《屈原》,这是一出新戏。为了取得人物和时代的真实感,他提出要重新设计、制作服装。当时剧团是私营的,没人肯为新戏投资。只有自己掏腰包了。他宁肯降低生活费用,少拿戏份,也要保证新戏的质量,决不凑合。奚啸伯的行动感动了所有的配角,大家也都表示支持。结果《屈原》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演出,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和收益。
    一次在天津新华礼堂演出,他住在裕华宾馆,戏码排得密实,每天都很累。一个星期天的中午,突然来了几十名中学生,他们说要见奚啸伯,又说,要请奚啸伯签名留念。陪伴父亲的儿子奚延宏听了很不高兴,不想叫这群学生进来。奚啸伯当即制止,不但和孩子们见了面,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为他们一一签名留念,有的还题了词。
    学生高兴地走了。奚啸伯对儿子说:“你为什么要回绝人家呢?”
    “一群孩子,懂什么!”
    “孩子也是我们的观众,虽说他们现在才十几岁,可再过几年就都长大成人,他们会分配到各地去工作。这不等于为京剧播下种子吗?你今天冷淡了他们,人家就会对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,这无形中就留下了隔阂。”奚啸伯郑重地对儿子说,“没有人缘,就没有戏缘,更谈不上饭缘儿。”
    平时,他常和孩子们一起聊天,谈话的内容多与艺术相关,从不在背后讲同行的坏话。“静坐常思己过,闲谈莫论人非”——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。现在的人,没几个能做到。我自己就做不到,爱在背后说长道短。

    挥金如土,仗义疏财

    成名后的奚啸伯,收入大,开支也大。可用“挥金如土,仗义疏财”八个字,来概括他的日常做派。他的一个嗜好,就是“请客吃饭”。平素就极少独酌自饮,总是约上一些朋友聚会,边吃边聊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,他去上海演出,住在惠中饭店,每日必请客。又赶上生日,来祝寿的络绎不绝。一共呆了17天,不但把全月的工资搭进去,还欠了500元债。
    奚啸伯还把许多钱花在亲戚朋友的身上。唱红了以后,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“告帮”(即借钱)。只要对方张口,无论多少,总要给一两块大洋。一个表弟,每周必来吃两次饭,饭后必抽大烟,临走必拿点钱。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。妻子有7个兄弟,生活也常靠他供给。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。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。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一度衰败,连顿正经饭菜都吃不上。他组织同行为金爷唱“搭桌戏”(一种不取酬劳的演出。若干演员为救助某一同业而举行的演出,收入全部赠与该人),以解决生活困难。著名老生高庆奎,晚年生活窘迫。只要他去了后台,就一定叫管事给高先生送个“红包”,里面装上相当二路老生的戏份。
    令人想不到的是,奚啸伯对家里人却相当“抠门”。奚延宏说:“想花他几个钱,可太难了。”1956年,儿子在北京京剧四团工作,想买辆自行车,求父亲凑点儿钱,可说什么也不行。实在没辙,便向当时的副团长吴素秋求援。吴一口答应,从奚啸伯的工资里扣下200元。事后,奚啸伯还老大不高兴呢。
    奚啸伯死时,没有积蓄,也无家产。死后,他给儿子留下一条破毛毯,一个樟木箱。

    妻子

    奚啸伯是个孝子,对长辈极其恭顺。挣钱多的时候,别说是置房产,就是给妻子买件新衣服,一要经母亲同意,二要跟姐姐、嫂子一起买才行。他的妻子张淑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,很受管束,常常暗自生气,又不敢多说一句。久而久之,元气大伤。奚啸伯也为家庭里的各种纠纷耗去许多精力,疲惫又痛苦。1949年,妻子病故,那年,他40岁。
    好岁数又唱得正红,续弦还不容易?妻子病逝不久,不少亲戚朋友便登门提亲,却都被奚啸伯婉言谢绝。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和家务的繁重,深恐婆媳不和,引来家庭不幸。1954年老母去世。再提此事时,他又怕新媳妇给三个子女带来痛苦。弟子欧阳中石也劝说他续娶,以便有个老伴照顾。他仍不同意,说:“再娶困难很多。一要对方满意,二要孩子满意,三要我本人满意。我不能委屈别人。你想想,对方不满意,这不是叫人家来受委屈?孩子们自幼丧母,若与继母不和,既委屈了孩子,更对不住他们九泉下的母亲。与其日后对不住人家,不如自己对不住自己。”
    每说到这件事,他总是热泪盈眶。与梅兰芳合作演出《二堂舍子》,梅老板曾感慨地说:“他这个戏是越演越好了,可能是有切身体会了吧。”
    “文革”中,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。朋友们议论说:“奚啸伯如果有个老伴儿就好得多了。”
    他说:“我成了这个样子,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,又这么个半死不活的身子,不是坑人家吗?!”
    奚啸伯67岁溘然辞世,28年孑然一身。

    我冤呀!

    1957年6月5日,由叶恭绰、李伯球、李健生、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,后来,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。在这个会上,父亲结识了奚啸伯。
    俩人作了简短的谈话,父亲劝他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。
    奚啸伯说:“我已经参加民盟了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那我们是一家人了。”
    父亲问他经常演出的剧目都有什么。他说:“为了纪念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诞辰,我和北京市四团演出了一个新戏,叫《范进中举》。”编写剧本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。
    “《范进中举》?”父亲重复了剧名,高兴地说:“好戏呀。”
    奚啸伯答:“我只演了范进,可没中举。”这话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。
    座谈会上,奚啸伯没有发言。可他的儒雅气质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散会时,父亲让我的母亲用她的车送奚先生回家。
    我对这次会晤很感兴趣。想查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过去的简报、记录或资料,做进一步的了解。可人家告诉我,农工党所有过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缴了中共中央统战部。我还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档案,看看奚啸伯是不是真的参加了民盟。人家又告诉我,民盟的档案也上缴了。
    后来从奚延宏那里,我才知道了奚啸伯在反右阶段的某些情况:1955年奚啸伯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北京京剧四团,他任团长,与吴素秋等人合作演出。不久,北京成立了一个京剧工作者联合会。梅兰芳、马连良分别任正副会长。因奚啸伯有文化,大家就推举他为秘书长。这段时间,他又忙着唱戏,又忙着社会活动。那时,奚家住在菜市口,李万春先生住在大吉巷,两家靠近,彼此交情也好,加之他孤身一人,李万春、李小春父子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、饮酒,吃饭、喝茶。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,戏曲界开座谈会,李万春总拉他参加。他也愿意和叶恭绰、张伯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往来。每次的座谈会,都是李万春发言,他记录。俩人形影不离。运动转入到反右阶段,俩人就一齐戴上了右派帽子。奚啸伯一提起反右,就说:“我冤呀。我从旧社会来,爱吃爱喝。但我从心里没反党。”
    后来,我又从刘曾复先生那里得知:李万春在1957年夏季那篇关于民营剧团的精彩发言原来是由奚啸伯起草的,也许这就是他的“右派罪行”了。

    落脚石家庄

    他成了右派分子,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团长(刘同起)来北京探望。谈话中,约他去石家庄。已经离开北京京剧四团的奚啸伯,觉得自己在北京已无任何出路,便一口答应下来,同意试演3个月。
    一起到石家庄的,除了儿子奚延宏、琴师魏铭、跟包的陈宝山师傅以外,另有三人同行。到了新的单位,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和他谈话,说:“因为你戴了帽子,待遇和工资都不能按从前的标准计算了。”奚啸伯同意了,可和他同来的人一看这情况,拔腿就走。最后,剩下了儿子、琴师和陈宝山。
    为了改造思想,奚啸伯除了唱戏,还干扫地、打水等体力活儿。1959年,他成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。张东屏专员很关心他,与有关方面打招呼,要求在生活方面尽量照顾。“白云深处青山下,茅庵草舍无冬夏……煞强如风波千丈担惊怕。”奚啸伯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提出离开石家庄了。
    和北京的剧团相比,石家庄地区京剧团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乡镇演出。奚啸伯的身体本来就弱,加上演出的劳累,体质开始下降,疾病也找上门来。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,并觉得自己这样陪着父亲,总在乡下唱,一没意思,二无前途,就更谈不上技艺的提高了。
    一天,儿子终于开口了:“我要离开石家庄。”
    奚啸伯惊惧又伤感,说:“你母亲死得早,我把你拉扯大,如今只有我们父子相依为命。如果你走了,留下我孤独一人,可怎么过呢?这儿的演出条件是差,可人家给我摘了帽子,我不能就这样走呀!”
    就这样,奚啸伯把自己一条性命和全部艺术交给了石家庄。

    寂寞沙洲冷

    1962年,52岁的他,从艺整整40年了。他毕竟有文化,觉得已经很有必要对自己走过的路,做一番整理。4月的一天,当同辈艺人还在忙活着登台唱戏的时候,奚啸伯已经在北京的家——平坦胡同五号,开始口述历史,由弟子欧阳中石记录下来。其中,也有一部分是奚啸伯自己写的。全篇完成后,底稿留在欧阳中石手里,誊清一份后,他带回石家庄,准备将来作为《奚派艺术专集》的主篇。“文革”中书稿遗失,幸亏那份底稿在欧阳中石那里,保存完好。
    1963年春,为了选拔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剧目,河北省在省会天津市举办了盛大的现代戏汇演。那次共有6台大戏。有唐山的《节振国》、张家口的《八一风暴》和《杜鹃山》、天津的《六号门》等。此外,就是石家庄的由奚啸伯主演的《红云崖》了。每次看完一出戏,都要进行讨论,当时负责记录、整理会议发言的是尹丕杰先生。他虽是北师大毕业生,却又是个刚从劳教农场出来的“摘帽右派”。与会者都很清楚:《红云崖》这出戏绝无进京演出之可能,症结所在就是主演是个右派。
    因料定《红》剧必遭淘汰,讨论会也开得冷冷清清。按照常规:讨论会记录稿要交给主持人,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顾地转身走了。尹丕杰正不知所措,忽见奚啸伯还在整理东西,便走过去说:“这记录稿交给先生好不好?”
    奚啸伯脸一红说:“也好。”便接过去看起来。
    少顷,他抬头问道:“这是刚记的吗?哎呀,这简直是一篇文章了,老弟的笔头功夫好了得!”然后低头又看了一会,遂抓住尹丕杰的手,说:“因为素未谋面,不知老弟的来历,请介绍一下。”
    尹丕杰苦笑道:“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,但根柢不同,先生是四大须生,我不过是小儒,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,临时工而已,不值一提。”
    奚啸伯沉吟不语,尔后话锋一转:“好,我单听听您对《红云崖》的意见吧。”尹先生谈了一大堆看法,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。
    奚啸伯听完,客气地说:“高见,高见。”又问:“您看过我多少戏?”
    答:“不太多,但也不少。”“请评一评。”“不敢,不敢。”奚啸伯一再催促,尹先生说:“这样吧,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。”便从记录纸夹里抽出一页白纸,写了“鹤鸣九皋”四个字。
    奚啸伯看后,说:“过奖,过奖。”
    尹又写了“雁落平沙”四个字。“啊,知音。难得的知音。”奚啸伯显然有些激动。
    “先生别急,还有几个字呢。”接着写道:“寂寞沙洲冷。”
    奚啸伯半晌无语,后长叹道:“命该如此。”说着将写着字的纸片叠起来,想往衣袋里放。
    尹丕杰夺过来,撕碎扔掉。说:“无知妄见,不值得您保存。”
    奚啸伯苦笑着,说:“对,对。”这时,会议室早己空无一人。偌大一间厅堂,奚啸伯神情萧疏,显得有些孤凄。
    自1957年后,他就是一个寂寞的歌者。

    听敌台

    1963年下半年,石家庄京剧团被派到束鹿县新城镇去搞“四清”运动。奚啸伯也去了,接受革命锻炼和考验,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那时,江青已在戏曲界发号施令,大力提倡现代戏,禁演传统戏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。大家都不敢用老戏吊嗓了。一天晚上,奚啸伯听半导体收音机,无意中听到播出一段老戏。
    一听:“昔日有过三大贤,刘关张结义在桃园。弟兄们徐州曾失散,到后来相逢在古城……”这是《珠廉寨》里老生的唱段,越听越觉得像是自己在唱。
    再听:“一来是老贼命该丧,二来是弟兄得团圆……”他确认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,心里害怕,但越怕越要听。这是什么电台?他决定听完:“劝贤弟休回长安转,就在沙陀过几年,落得个清闲。”
    最后,听播音员说:“这里是中华民国……”他吓得赶快换台。然而,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    奚啸伯偷听敌台,这是他“文革”中的一大罪状。

    这叫生活?

    1964年,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会演。会演完毕,赵燕侠等名演员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资的建议。他听说后,马上向组织提出要按国家一般干部工资制度领取工资的要求。其实,奚啸伯无房产,无积蓄,家里连些像样的家具也没有,薪水月月领,工资月月光。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态,说:“你又不是党员,干嘛这么积极?”
    他置之不顾,坚决提出减薪。说:“只要我知道是党的意思,我决不犹豫。”
    1966年,毛泽东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剧团很多人为表忠心,彼此揭发互贴大字报。而给奚啸伯贴的大字报就更多了,因为是右派,是团长,是“反动艺术权威”,从前在张学良部队当上士录事,故又加上一个“历史反革命”罪名。于是,他被压在四顶大帽的底下。剧团一向是靠他挣钱的,很多演员都是跟着他学戏、唱戏的。现在,这些人都来揭发、斗争、打击他。一时间忘恩负义成了时尚,不再是恶行。
    文明处在不文明的脚下,文化攥在无文化的手里,奚啸伯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挣扎。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,还要扫地、生火、筛炉灰、捡煤渣。每月发50元的生活费。后来,造反派说:50元太高了,便降到15元。他是“四大须生”,一辈子好吃喝。生活水准骤降,精神压力陡升,使他几乎垮掉。先是牙齿脱落,又无钱镶牙。接着,就是急性肺炎。咳出来的都是血痰。奚延宏吓坏了,赶忙和孙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进医院。
    是幸运,也是命大。在医院得遇一位顾大夫。他医术高超,又是戏迷,特别喜欢余(叔岩)派,便暗中给奚啸伯以特别关照。顾大夫也是边劳动、边看病。每次看完病,俩人都要说说戏。奚啸伯的胆小,老戏一句不敢说,只讲现代戏,或者讲点发音、吐字及韵律。有了好医生,奚啸伯才渐渐康复,出了医院。
    出院之后,生活依旧清苦。15元的生活费扣除12元的伙食费以后,他只能拿到3块钱。奚啸伯的烟抽得厉害,所以这3块钱里,还包括烟钱。他专买一毛钱一盒的“太阳”牌纸烟。如果伙食费里能剩下一两毛的话,他就拿来买火柴。
    这叫生活?中国人的忍辱负重、苟且偷生,无敌于全世界。

    因他而死·为他而瘫

    陈宝山是奚啸伯的“跟包”(京剧术语。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配备和随带的琴师、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)。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。俩人相处极好,像是亲兄弟。“文革”中,奚啸伯挨批斗。陈宝山心里同情,可不敢有半点流露。一次,剧团到工厂俱乐部演出,奚啸伯父子下午就赶到演出地点打扫前后台、装台、打水,做演出的准备。奚啸伯有些劳累,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身子,怕他冻着,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。这事被“革命群众”看见,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。
    后来,石家庄搞起武斗。奚啸伯看情况不好,就逃出剧团。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。他每月15元,怎买得起被褥?儿媳说:“天凉了,父亲没被子可怎么办?我记得父亲包行头(京剧服装的统称)的包袱皮儿很大,不知道还有没有?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,我用大包袱皮儿给父亲做床被子。”
   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皮儿,儿媳接过来,就赶紧动手,做成了被子。这事又被“革命群众”揭发出来。造反派的脸上,个个都是凶相。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“阶级界限不清,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”。遂勒令他第二天向“革命群众”做出交代。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,他担心自己说不清、道不明,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。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,官民又是两个天下,那边一有风吹草动,这边就有回护之情。现在不同了,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。革命者走大道,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?可四下里张望,哪儿还有小路呢。
    写到这里,我禁不住联想到自己的经历。记得在1968年,犯有“现行反革命罪”的我,被四川省川剧团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追得到处流窜的时候,父亲对我说:“你一定要活下来!就是改名换姓,落草为寇……爸爸也不会责怪的。”我哭道:“我不改姓名,可现在哪里还有草?”———所以,我非常能体会陈宝山那种抬头无天、低头无路的绝境与绝念。我终于被抓进了监狱,而陈宝山的路就是死路。陈宝山只有去死。他决定自杀,先是喝下一碗火碱,又怕死不了加罪,接着就上了吊。人世悠悠,天道渺茫。“身留一剑答君王”,一剑亦可答亲人,亦可答知己。
    奚啸伯得知此事,身心受到极度的刺激,突然中风,半身不遂,被送进了医院。接着就下了“病危”通知。儿子接到长途电话,立即赶赴病房。等见到父亲时,已是神智不清。奚延宏连声呼唤,已无丝毫的反应,似乎没有了知觉。儿子守护了7天7夜,又经过抢救,他才算返阴回阳,又由儿子、孙子2人轮流看护了一个月,才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这时,医院知道这个被抢救的人是右派分子、反动艺术权威奚啸伯,便决定不再治疗,并勒令出院。
    奚家原来住的四合院5间北屋已被没收,奚延宏向剧团恳求给一间客房暂住,遭到拒绝。最后几经托人,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堆干草的小屋子。儿子带着孙子(奚中路)把干草搬出去,奚啸伯才有了容身之处。

    没有昧过良心

    1976年5月,那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,欧阳中石抑制不住对奚啸伯的挂念,一个人偷偷去了石家庄。见他那骨瘦如柴的样子,真是百感交集,一把抱住老师双肩,说:“我看您来了。”
    奚啸伯鼻翼微微煽动,哽咽无语。过了好一阵,说:“别难过,让别人看见不合适。”声音迟滞,语气中一点感情也没有。
    欧阳中石把头从肩膀上抬起,只见他满脸的泪水从面颊滚落。于是,赶忙拧了块毛巾,请他擦脸。
    奚啸伯站起身,恭恭敬敬地说:“谢谢您。”“您怎么还跟我客气?”“不,不,”他申辩着,神色凝重地说:“是我有错,有罪……”
    人痴痴怔怔的,仿佛是在受审一样。过了一段时间,奚啸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。他对欧阳中石说:“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,说:‘你们别顾我,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,你们都拉家带口。顶不住,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。’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。他们(造反派)问我什么,我都承认,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。可是我说的,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。所以,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。”
    师徒谈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,欧阳中石走进他的房间,奚啸伯早已梳洗完毕,端坐在那里。他对弟子说:“这几年,我总是像看电影一样地把所见到的人都想了一遍,主要是想有无对不起人的事。想来想去,没有昧过良心。”
    突然,他想起自己曾借过一个徒弟100元钱的事,便说:“这钱到现在还没还,很对不起他。不过,现在我没法还他。等将来我的情况好转了,有了钱,第一个事儿就是还他。”
    这次会晤,奚啸伯办了一件大事,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给欧阳中石。他一定要孙儿拜师。
    欧阳中石连声道:“愧不敢当。”“这是我赐的,长者赐,不能辞。”奚啸伯一语定夺。
    分手时,二人不敢对视。欧阳中石走到门口,但听得他在背后说:“中石,我不难过,咱们都不许哭。”
    欧阳中石返回身去,扑在了奚啸伯的膝前。“快走把,不然晚点了。”他双手摸着欧阳中石的头,老泪纵横。
    这次分别也是永诀。“人生幻化如泡影,几个临危自省?”奚啸伯是能自省的。当然,是属于一个艺人的自省。

    我想再看看北京

    1974年,他的偏瘫症略有好转,便给孙子奚中路说戏,还练习用左手写字。准备日后不能演出了,自己可以为剧团写字幕。剧团一些演员、个别领导也来探望,安慰他好好养病。日子虽平淡冷清,病情倒也稳定。
    1976年10月,奚啸伯得知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,非常兴奋,这时不断有人告诉他北京、上海的消息和梨园行的一些新情况,尤其对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,他异常敏感、激动。过度的压抑、极度的兴奋,使他衰弱的身体难以承受,外表的好转、情绪的恢复,发出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
    一天,他仿佛意识到来日无多,将儿子叫到身边交代后事,说:“……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,身体多病。你欧阳(中石)师哥为她找到了满意的对象(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),我也放心了。我看,咱们家里(奚)中路(现为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)有才华,只有他可能继承京剧艺术。日后,可请你的师哥给他说说戏。”
    最后,奚啸伯说:“现在,我心里还有一件事。如果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了,我要求你们陪我去北京一次。看看我的老姐姐,看看我的好朋友,再看看北京城。”
    儿子一再地点头。“心如飞絮,气若游丝,空一缕余香在此”。1977年12月10日下午,他悄然离世,仓促又安详——没能看看他的老姐姐,没能看看好朋友,没能重返他的出生地——北京城,也没能听到为他“改正”的决定。
    奚啸伯走了,跟在马连良的后面,二人同为京剧“四大须生”。他们结伴同行,像两只凌空而舞、唳于九霄的白鹤。他们留下的是一个空虚,一个永恒的空虚。我知道,时间可以将一切涂改得面目全非,可以将沧海变为桑田,即使自家的墓园也只剩下了骸骨。但有一样是不朽的,那就是他们的灵魂与歌吟。

2005年3月—2006年4月于守愚斋

    征引文献:马健鹰、奚延宏、路继舜:《奚啸伯艺术生涯》,新华出版社,1991;京剧资料选编:《立言画刊》,陈志明、王维贤编,2005(原文约1.3万字,本报在发表时有删节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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